《猎狐》编剧赵冬苓: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猎狐》编剧赵冬苓: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大问题2020-05-09 17:14:01

“一个有抱负和追求的作家应该看一看社会历史,回答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


《猎狐》编剧赵冬苓: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猎狐》@

44集电视连续剧《猎狐》正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播出。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追求和逃避,观众们紧随其后,激动人心。尘埃落定后,人们对法律和正义的展示感到欣慰,并对他们所看到的人性和人心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其中就有创作者的苦心规劝:“生活不是一场赌博,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含糊不清的余地。”

《猎狐》设定在公安部的《猎狐》中。自2014年以来,“猎狐”已经抓获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60名来自“100洪通”的犯罪嫌疑人,他们逃离了这个国家,追回了超过100亿元的赃款。令人震惊的数字被投射到故事中,使得对艺术的探索不断深入。《猎狐》聚焦于鲜为人知的经济调查故事,从戏剧张力、人性弧度、大格局等方面探讨其意义。

在字里行间和幕后,总编剧赵冬玲·[·微博]最近向我们的记者解释道。

生活是剧本的根

跳出“猎狐”写 《猎狐》

Reporter:《猎狐》基于真实案例。“猎狐”有很高的公众意识和大量的案例材料。你如何干预和掌握这个主题?

赵冬玲:《猎狐》被李梦影业公司热情邀请创作。我自己对经济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然而,作为一名在剧本创作领域工作了30多年的老手,迎接挑战和永不放弃是我自己的要求,也是保持我创造力的关键,所以我接受了。

接受邀请后,我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从完全不熟悉股市到对股市游戏规则略知一二,经历了艰苦的学习。例如,根据题材的要求,通过大量的案例,制片人也给我提供了一些书面材料,我看得越多,压力就越大。后来,我去了公安部和当地公安机关深入生活。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编剧来说,不管他创作什么样的主题,深入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当你去那个地方,遇见你应该遇见的人时,即使剧本里没有很多东西,你仍然会感到坚定,觉得剧本有根。

记者:经济调查和真实案例的题材都是《猎狐》创作中的“亮点”和“难点”,这极大地考验了作者的故事讲述能力。《猎狐》是如何从现实生活变成艺术现实的?如何找到与观众的共鸣点和共鸣点?

赵冬玲:我去公安部采访的时候,和经济调查局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两个词在我的记忆中仍然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跳出“猎狐”,写《猎狐》。我们不能只写警察如何逮捕人,还要写我们国家多年来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这大大扩展了创造的界限。第二句不仅要写警察,还要写罪犯,还要写每个人在面对诱惑时是如何陷入困境的。这两句话是我创作《猎狐》的指导原则。

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脆弱是发人深省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股票市场开放后,各种人面对经济浪潮的表现都是我在《猎狐》写的。因此,在经济大潮中书写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创作的主题。我也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与观众产生共鸣,并从中认识到我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每个观众都可能面临剧中人所面临的考验。我听到许多观众说他们和剧中的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移情。

记者:的确,故事最吸引观众的是角色的选择和命运。围绕“猎狐”这一主线,公安人员、犯罪分子和各种各样的人逐渐走上舞台,人性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出来。《猎狐》表征的焦点是什么?如何抓住性格的典型性

如果你想问重点是什么,只有两个词:困境。剧中的每个角色,包括英雄夏媛,都有自己的困境。有些人陷入困境,无法自拔。他们一步一步地倒下,遭受一场灾难,比如杨建群。有些人在困境中不断提高自己,拓宽视野,逐渐成为警察领域的英雄,比如夏媛。设定每个角色的个人困境,并写下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这都是我的创造性任务。

不满足于写快消品

千难万难也要抵达应许之地

记者:《猎狐》中人物的真正困境是正义与邪恶、爱情与法律、欲望与规则、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激烈斗争。既有对人性的反思,也有对广阔社会的反思,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

赵冬玲:我们的创作实践正面临一些挑战。许多有创造力的人都遇到过主题,并且更喜欢写他们父母的缺点。在我看来,一个有抱负和追求的作家应该看看社会的历史,回答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这样他的作品才能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触及真实的社会现实,作品可以停留越来越久,给观众留下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对我个人来说,不管创造有多难,我总能找到到达目的地的方法。这是我的雄心和信心。原因是因为我想在我的作品中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与我们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总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但是当我们到达希望之地时,自我实现的快乐也不会在普通快餐的创造中找到。当然,我也呼吁每个人以更大的文化自信创造社会关注的主题。

记者:除了《猎狐》,你还有很多关于法治的作品,比如电视剧《猎狐》 《因法之名》,电影《冷案》等等。法治主题是近年来影视创作的热门话题。《激情辩护》和其他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而一些作品被批评为不专业和不真实。在法制剧创作中,如何处理真实事件、艺术表现和观众期待之间的关系?

赵冬玲:法治的主题是我的爱。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提高法律作品的质量就是学习法律,理解法律,尊重法律。在我们目前的创作中,观众经常批评所谓的职场剧和行业剧,它们只是在职场或行业的幌子下坠入爱河。我开玩笑地称之为“在另一个地方坠入爱河”。《破冰行动》实际上是一部工业剧和职场剧。我们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专业。我们应该让剧中人专注于他们自己的职业。爱不是不存在的,但它绝不是故事的焦点。

记者:除了原剧本,你还改编了文学作品《猎狐》 《红高粱》,你的中篇小说《叶落长安》也被改编成电影《八路牛的故事》。在你看来,文学性是好剧本的关键吗?如何充分发挥剧本在影视产业链中的作用?

赵冬玲:当然。文学性是一部好剧本的生命力,不管是原创还是改编。

据我所知,在影视产业成熟的国家,戏剧中心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创作方法,许多创作团队都是作家和制作人。我乐观地预测,随着中国影视市场的成熟,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制作人。

任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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