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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用“病例-病例比”评价指标的调查报告-

发布时间:2020-09-29  分类:新闻中心  作者:dadiao  浏览:2777

原标题:《关于适用“案由比”评价指标的调查报告》编者按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采用实地调查、书面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顾问委员会陪同等方式,对“案由比”评价指标的适用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这份报告略减后会公布,敬请关注。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三种方式,覆盖北京、黑龙江、辽宁、山西、浙江、广西、兵团等地。第一,实地调研。2020年8月23日至26日,最高检办负责人率队赴广西、北京,通过座谈会、个别谈话、统一业务系统数据核实、案卷抽查等方式,了解“案案比”指标的应用情况。其中,清秀区检察院、清秀公安局、崇左市检察院、龙州县检察院、龙州县公安局、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门头沟区检察院、门头沟区公安局共举办了8场座谈会。2家省属医院、2家市级医院、4家基层医院、1家市公安局、4家基层公安局等8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并分别与6名一线检察人员进行了交谈,查阅了1100多份资料第二是书面调查。北京、辽宁、黑龙江、兵团、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均提交了分析报告及相关材料。第三,陪咨委会调查。案件管理办公室派人陪同最高检查顾问委员会第七课题组赴浙江、山西进行“案比”研究。调查情况总结如下:


1。地方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案由比”评价指标,完善机制,大力推广最高检提出的“案由比”理念,上报地方数据,地方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适应极端的工作要求,认真落实最高检查的决策部署,采取各种措施优化降低“案件比”


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层层传递压力,步步紧逼责任。因地制宜,各级党组织和主要领导的重视,是充分利用“案件比”指标,优化和降低“案件比”的根本保证。去年首次通报最高检查时,广西和山西排名靠后。两家医院的党团对此非常重视。山西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到几家基层医院实地调研,召开专题调研会议并全面部署,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切实降低刑事案件“案-件比”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长会议上多次动员部署,数据分析判断等。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迅速下发《关于加强全区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管控切实优化“案-件比”的意见》,并采取现场监管等措施大力推广。今年以来,两地都处于全国最好水平。今年1-5月,北京检察机关的“案由比”值高达2.68,其中4月份达到峰值3.85。市检察院党组对此高度重视。景检察长积极带队深入基层开展调查,召开全面提高刑事案件办案质量和效率工作部署会,研究印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提升刑事办案质效的意见》等6件文件。三级医院齐心协力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783年6月,“案件比


加强与其他政法机关的沟通协调,努力营造同向用力、提高质量、提高效率的工作理念和氛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案件比”的概念后,许多地方检察机关立即通知了公安和法院,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加大侦查早期干预力度,不断提高引导侦查取证效果。地方检察机关深刻理解“案由比”的内在要求,旨在引导检察人员把工作做到极致、超前,通过事前干预、引导侦查、传递证据标准等方式帮助提高侦查效果。一是充分发挥派驻检察院的作用。广西通过在公安机关设立派驻检察院,实现了全覆盖。崇左检察院在派驻检察院的协助下,有效开展了早期干预和引导取证工作。第二,早期干预比较常见。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对除恶、疫情相关、利益相关者型经济犯罪、未成年人性侵害等案件的侦查实施了100%的早期干预,建立了指导侦查台账制度,指导逮捕前、起诉前和补充侦查期间的整个侦查活动,并定期跟踪取证和补充侦查情况。今年1月至7月,广西南宁青秀区检察院牵头调查取证率为30.9%,同比上升25.5个百分点。第三,早期干预的方式更加灵活。除了派驻检察院,还有电话、微信等“移动”平台,使检察工作与公安联系更加紧密。


全力提高认罪宽大制度的适用率,推进程序的细分化、简单化、分流化,优化办案资源。认罪从轻制度对于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该系统的应用缩短了办案周期,减少了延长审查期限、退回补充调查、申诉等环节,与降低案件件数比的要求高度一致。一些地方努力提高坦白从宽和处罚从宽的适用率,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例如,广西检察机关对认罪处刑案件细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加急程序,不需要制作加急程序案件审查报告,对简化程序案件全面实行简化格式审查报告,实现了“简化分流、快慢分离”、“简化案件办理快,复杂案件办理精”。例如,江苏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将罪刑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推进到侦查环节,合理配置办案资源,探索用20%的人处理80%的简单案件,用80%的人处理20%的复杂案件。


完善司法办案和内部监督机制,严格执行法律诉讼的适用条件和审批机制。从全国来看,退回补充调查和延长办案期限占案件的95%以上。对此,各地检察机关普遍严格返还补充侦查和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第一,严格的报销条件。对于可以通过与侦查机关沟通协调补充的证据材料,争取在审查期内完成补充,不退回补充。如果确实需要退回补充调查,必须做出详细的补充调查提纲。第二,提高审批权限。比如广西就提出了退库和延长审查期限的审批权,一般由主管副检察长审批。有些规定要求第二次退款、第二次延期和第三次延期必须报总检察长审批。第三,积极开展自我补充调查。很多地方自行补充核实证据,减少不必要的退款和补充。


充分发挥逮捕与起诉相结合的优势,确保q


积极开展公开听证和公开审查,加强解释和论证,主动接受监督,不断提高办案认可度和权威性。为了赢得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对检察决定的理解和定罪,防止工作不力造成下一个不必要的环节,地方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案件公开,加强解释和推理。一是积极开展听证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例如,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两级检察机关公开审理了11起刑事案件,并邀请NPC代表、CPPCC委员、人民监督员、侦查机关和当事人参加听证。二是加强解读和推理。江苏省检察院出台了加强法律文书解释推理等措施。详细说明不逮捕不起诉案件的理由,说明相关规定,争取侦查机关和当事人的理解和支持。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建立了不逮捕涉嫌案件咨询机制,与公安机关签订了《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


以强有力的监督和科学的评价,引导“案件比”指标的合理使用。地方检察机关加强了对“案由比”相关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各级医院和办案人员优化和降低“案由比”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有效性明显增强。一是以优化和降低“案件比”为重点,加强监管。有的还建立了面试制度,对“案由比”比较高的下级检察院的主要检察院领导进行面试,以此来传递不同层次的压力,加强监督。二是完善科学的评价机制。有的包括“案件比”指标或其关联退款、延长期限、非扣押复议审查、非诉讼复议审查等。纳入下级法院或检察机关的绩效评价内容,并指导合理使用“案件件数比”指标。


充分发挥案件管理部门的作用,加强对案件的监督管理。积极发挥案件管理部门在优化“案比”中的作用,促进检察工作优质规范发展。第一,把好的案件放入海关,放出海关。通过对案件的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在案件上,关键证据缺失等。并在受理案件前向侦查机关说明补正理由,减少撤回或者拖延的可能性;对于不逮捕不起诉的案件,重要的是检查是否有论据,继续获取证据意见等。并很好地导出它们,以减少重新考虑和审查的可能性。第二,加强过程监控。重点加强对报销和延长审查期限的监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三是加强检察业务数据的分析、判断和深度挖掘。“病例件比”指标的使用一般视为专题,定期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问题,对症下药。


此外,一些地方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研发“案件比”数据采集和实时计算系统,随时关注变化,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2。“案件比”作为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GDP的作用已经显现,其影响正在逐步深化和扩大。


最高检察党组在提出“案件比”概念时,坚持了一个:的概念,跳出检察,看检察。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看“案由比”,可以通过这个指标对检察和司法工作的整体进行基本评价。据调查,“案件比”作为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GDP的作用正在显现。它的应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检察工作的不断完善,而且在社会公众中也产生了明显的反响


对公安机关来说,“案件比”指标的使用有效地促进了他们自觉、主动地提高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明显提高了侦查办案质量。在调查中,当地公安机关普遍认可和支持检察机关采取的一系列降低案件件数比例的措施。首先,他们认为检察机关提出的案件件数比指标不仅是自我加压,而且是公安机关的“挤压者”和“助推器”,挤出了不必要的处理环节,提高了公安机关的案件质量。二是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主动性和深度较以往有明显提高。在整个侦查取证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出的证据标准和要求促使公安人员不断提高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更及时、更全面地收集证据,不仅避免了事后补查时的证据损失,而且提高了警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三是认为检察机关严格适用条件,减少补充侦查的返还,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了公安机关不必要的侦查工作和不必要的诉讼环节,有利于缓解公安人员的压力。第四,检察机关大幅减少了补充侦查的回报。过去,在一些案件中,公安机关借用检察机关返还的时间继续调查取证是不可行的,这促使侦查人员把工作放在首位,更加注重侦查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法院而言,“案比”指标的应用有效促进其加快办案速度,不断提高审判效率,减少程序回流现象。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个别法官会与检察官沟通协商,检察机关会建议延期审理。在适用“案由比”指标后,检察机关主动告知法院“除法定情形外,检察官不得任意建议延期审理”,减少了建议法院延期审理的案件数量,减少了程序回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官办案效率的提高。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案比”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工作理念和工作作风,办案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案由比”对检察机关本身影响最大。首先,程序闲置的弊病已经得到遏制。过去有少数案件在不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或退回必要的案件补充侦查的情况下被延期或补充,案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退回,导致程序闲置。“案件比”指标应用后,延期和报销的应用更加规范和严格,程序空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二是办案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工作作风更加活跃。积极开展逮捕前介入调查和诉前指导调查,改变过去的沟通方式,改变应有方决定不逮捕、不起诉、不补的做法,在审查中发现问题时随时与调查机关沟通,随时补充相关证据材料,从而大大减少了日益增多的“件数”。第三,要注意跟踪和监督,保证工作从头到尾。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文书一定要明确为什么,补什么,怎么补,才能更有效的指导侦查。赔偿撤回后,不再撤回。而是要随时向公安了解补充侦查的情况,推动补充侦查意见的落实。第四,办案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


虽然“案件比”指标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些地区的指标值还是比较高的。根据现场调查和部分地方检察机关的分析报告,主要有以下原因:医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对“案由比”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观念更新不及时,不主动,优化“案由比”的意识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案由比”概念后,一些领导和办案人员没有深入研究和理解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没有从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谋求极端工作要求的高度去理解和对待。用“案件比”指导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实践证明,在党群和医院领导高度重视的各个领域,“病例件比”指标值都比较低;对于高病例比的地区,什么时候医院党组和领导开始重视,什么时候病例比开始下降,甚至大幅度下降?


没有优化“案由比”指标,建立健全专门的办案程序规范和监督管理机制。要降低“案比”,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办案机制和管理制度,使上一个环节发挥到极致,避免下一个不必要环节的发生。有些地方由于前期重视不够,没有制度机制,对不必要的“件数”没有有效控制,导致“案件比”高。例如,黑龙江省检察院提到,由于缺乏对影响“案比”的诸多因素的研究,缺乏示范和整改措施,特别是对返还赔偿金、延长审查期限等环节缺乏指导性规定,办案人员不知所措。


重大、疑难、复杂、经济犯罪、利益相关者型犯罪、涉黑犯罪等案件比较特殊,客观上需要较长的办案时间和环节。有些特殊案件确实需要更长的办案时间和更多的诉讼环节。如果此类病例数量多,会增加我院乃至我区的“病例-病例比”。比如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北京60%以上,中国约40%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资金交易复杂。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不是同时集中的。司法会计鉴定时间长,不能由公安、检察机关决定。同时,经济犯罪一直是公安机关意见不一的“重灾区”。此外,对私营经济的平等保护和少捕慎诉的实施需要全面的证据审查、不起诉的公开审查、促进和解与赔偿等。客观上要求时间长,多次退款。再比如,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尾年,大量黑恶案件移送起诉,且多为疑难复杂案件,需要撤销赔偿,延长审查期限。同时,由于黑恶案件的处理在办案中占用了大量的权力,也影响了其他案件的处理,客观上导致了撤销赔偿、延长审理期限等措施的适用。


检察官办案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科学化对检察官办案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部分侦查人员的能力水平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第一,审查案件证据和认定事实的能力不足。在领导取证,回归补充侦查时,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取证大纲。有些检察官没有充分利用自我补充侦查,补充的证据只能返还给侦查机关。比如,一个基层检察院办理了比较简单的危险驾驶案件,本来应该是qui办理


与侦查机关、司法机关合作较多,监督制约不足。考虑到公安和法院的相互关系,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将接受公安和法院的一些要求。


IV。“案件比”指标要综合连贯使用,防止隔离、碎片化或单一工作模式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案由比”这个指标在司法办案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调查中,基层检察院和公安人员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如果忽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片面理解“案件比”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相关工作。“病例比”作为病例质量的核心指标,在指标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运用得当,可以带动和促进其他评价指标和检察工作的普遍提高。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没有充分理解其内涵和实质,片面理解和追求较低的“案件比”指标值,影响了一些工作的开展。如查明犯罪具体事实、适用坦白与处罚、加强诉讼监督、开展解释与推理等都是“案由比”指标的重要方面。但也有研究者孤立地、片面地、单独地看待上述工作与“案由比”的关系,以开展上述工作耗时较长、影响“案由比”为由,将一些问题简单化。其实“案件比”这个指标就是质量和效率的指标。如果办案效果不好,还会导致新的程序,提高“案件比”。因此,有必要全面、连贯、辩证地看待和运用“格块比”。只有真正了解和重视“案件比”,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好,相应的指标才能提高。


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不区分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对办理案件设定了非常严格的程序要求和审批制度。这些规定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精神,是否符合司法办案的实际,是否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是否会影响不同案件的办案质量等。需要通过实践进一步检验。我们认为“个案对个案比率”是一般要求。在具体的申请过程中,不同的案件类型、检察官数量、经验和能力不同,应区别对待。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格件比”的作用是让它更容易观察、比较、发现问题,直接击中重点,而不是让程序闲置。


相关机制导致对“病例-病例比”无限低值的追求。在推广初期,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相对“硬核”的措施,客观上推动了“案件比”指标的实施。比如有的建立了面试制度,对排名靠后的检察院主要领导进行面试;有些将“案件与案件的比率”纳入检察官的绩效评估,这与晋升和奖金挂钩。如果在新指标应用之初,需要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达到“矫枉过正”的目的,那么在指标应用常态化之后,需要深入研究一些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例如,当我们谈到“落后”的制度时,总是会有排名最后的一个,这将导致下级法院尽最大努力降低自己医院的“案件件数比例”。结果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没有尽头。有基层的同志指出,这种机制导致了100分第一,99分最后的局面,逼得大家争100分,容易出问题。科学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是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需要改进和调整。


5。关于进一步利用“比案率”评价指标的建议


根据调查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我院对“比案率”这一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


第二,注意“案件比”与案件质量其他主要评价指标的综合协同作用,防止只以“案件比”作为指标。要注意综合运用其他案件的质量评价指标,比如口供适用率、刑罚适用率、逮捕后不起诉率、撤回起诉率、无罪开释率等评价指标要同时考虑,其他工作不能单纯为了“案比”而削弱。比如有足够的时间,有希望争取适用口供和刑罚,那些可以深挖犯罪的案件,那些需要核实诉讼监督线索的案件,那些该退的就退。


三、调整和完善上级医院对于“病例比”指标的通报方式。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通报了64项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的情况。为避免过于突出“案由比”,引导下级法院充分利用评估指标,建议今后以这种方式上报,而不是单独上报“案由比”。通报或分析报告除了半年或全年的数值外,还应关注某个地点或医院某段时间内“病例件数比”的动态变化,以便更直观地反映阶段性结果。另外,为了避免各地无限追求“更低的个案比”,建议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阈值,只有超过这个值的才会被通知。


四是业务部门会对各地出台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调研论证,必要时会下发指导性文件或培训用书。提高办案效率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要重视对法律诉讼和司法实践的研究和思考,防止不合理的限制或禁止。建议相关业务部门研究一些具体的地方措施。必要时研究发布指导性文件,或编写出版相关培训书籍,进一步解读“案件比”的概念、内涵、科学措施和制度保障,引导地方政府更好地理解和执行,避免不科学、不合理的措施。第五,提高检察官的素质和能力,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降低案件件数比提供队伍保障。虽然客观因素很多,但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决定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根本保证。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培训,提高各业务条线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六是调整“格件比”的写法。“格件比”一直写为1∶,不方便书写和口述,容易造成“格件比”的高低与的大小理解不一致,建议省略前一种情况的1,以后直接写,这样不仅简洁,而且更直观的展现格件比的高低。


课题组成员:董贵文石显志郑方成陈程霞李治廷阎晶晶贺聪


2020 . 9 . 12